（二）维护宪法权威与坚持党的领导的一致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这些措施，在任何一国都是巨大而艰难的社会工程。

国际人权条约规定的人权标准，是人类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斗争和探索的结果。又如何理解民族自决？依国际法原则应是指未组成独立国家的殖民地。国际人权条约几乎都规定了实现人权标准的国际合作。无论是作为和不作为，缔约国都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社会的等等措施，来保证人权条约在其境内实施。还有民族自决是一项集体人权还是个人权利或至少也指个人权利。

各该条约委员会监督执行条约的主要方式是当事国报告制度，还有当事国之间的来函（指控）和个人申诉制度。采取立法措施保障境内人权，在民主的法治国家是属常规。例如，陆宗舆在《立宪私议》一文(《东方杂志》第2卷第10期，内务，1905年11月21日)中就承认，正是立宪，才导致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兰之亡这些历史事实。

实际上，明治时期军事体制近代化的核心制度要件，都完成于明治宪法颁布(1889年)、国会召开(1890年)之前。在解释战争期间俄国出现募兵难这一情形时，作者声称：夫立宪国之兵，所以为国为民，故人以不得隶籍军人为耻。根据明治宪法的规定，陆海军统帅权和编制权、常备兵额决定权，以及宣战和媾和权均专属于天皇。本文所考察的材料，是当时作为国内立宪派言论平台的综合类刊物《东方杂志》(下文或简称《东方》)。

[84]参见康有为，见前注[80]，第99页。[19]在文章主体没有对立宪议题做任何讨论的情况下，文末的如下文字简直像是乱入:而其总根源、大要素，则敝之曰：立宪与专制。

立宪国胜专制国的命题，也不符合当代社会科学就政体类型与国家能力间关系所展现的复杂图景。近代宪法在他们的描绘下，非但与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国家机器两层意义上的国家)毫无扞格，而且实际上能使后者更加强大。此外，由于从甲午战争中获得巨额赔款，陆海军费一度在无须开辟日本国内新财源的情况下，就得到了增加，而国会对此亦无从反对。[52] 在这些作者眼中，由于立宪国国民有爱国心，所以连征兵也更为容易，而专制政体则相反。

在他的描述下，无议院之国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一国之中，既以一种制伏多种，一种之中，复以贵族制伏民族。[31]再次则是大小官吏串通一气掩盖腐败情形：于是大官小吏，相率联为一气，但期有辞以搪塞，即不患奸状之发露。[89]参见孙洪伊等，同上注，第593页。

[85]由此可见，相比于国内立宪派，在立宪何以强国这个议题上，同时期的康有为已经初步形成了更为细致的技术性和制度性思考。近邻日本则洎乎明治维新，废三职、八局，置上下议院，使民人得参谋朝政，而文明之进化一新，近挟其膨胀势力，纵横于海上，迄今列强咸羡慕之，谓东方将出一英国。

[84]在省级财政体制的具体运行方面，康氏甚至提到了预算制度：疆吏举应办户部之数，及本省向章外销之数，及欲举行新政，预备非常之数，为一预算表以示之。[38]到了19世纪的最后10年，郑观应成为这种思路之集大成者的典型。

[13]具体到本文所研究的日俄战争所经历两个年度的立 宪讨论中，《中外日报》(汪康年、汪诒年兄弟主办)、《时报》(兼具康梁和张謇等多重背景)[14]等立宪派日报中的文章，都是这时期《东方》的常客，而《大公报》这类知名报纸也得到了《东方》编辑的关注。到1902年，军费实际上已经占据政府支出总额的45.7%。[51]在随后一期《东方》(1905年10月23日)的内务栏中，《立宪浅说》一文也声称：彼欧美日本之兵，所以敢死无前，亦赖有此(指爱国心)而已。当辉格党人控制着18世纪的英国议会时，他们所形成的统一意志，则是努力发展城市工商业，以及对侵犯私有财产的行为予以毫不留情地严惩。[15]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录三月《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1904)，第54页。[25]陆宗舆：立宪私议(录乙巳七月十六日《晋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10期(1905)，第166页。

故日本不惟与德意志齐名，直将与英吉利比烈。在对该杂志的背景予以简要介绍后，文章将正面展开该杂志所宣传的立宪国胜专制国说法的种种逻辑，并予以适度分析。

[61]见前注[21]，第165页。无疑，这一个案并不代表清末立宪强国论的全部内容。

在《东方》第2卷第8期(1905年9月23日)社说栏所选《论勇敢》一文中，文章作者即主张立宪政体下的国民权利保障和地方自治建设，能够鼓舞国民的爱国心或国耻心：夫经营内政，授民以权利，俾民以自治，皆所以使民知身与国与群与人之关系，而鼓舞其耻心者。这些人同样深信，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要素的近代立宪政体，非但不会对国家构成约束，反而能赋予国家相比以往远为强大的政治乃至军事能量，并使其在20世纪的现代战争舞台上大显身手。

该刊在最初几年印行时，不注明编辑人员。专制则弱，而并替其权，则弱益甚。[41]参见侯宜杰，见前注[3]，第35页。关于《清议报》在当时中国内地的流传，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88-190页。

所谓物质，在他眼中包含着工艺、兵炮、军舰等近代技术因素，也包含着将这些技术因素组织和运用起来的近代军事体制。对该作品的分析，参见章永乐：《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5-88页。

在杨度看来，君主立宪政体——尤其是其中的国会制度——是实现金铁主义规划的关键制度手段。该谱系甚至与立宪派的先驱——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提倡的富强谱系存在冲突。

蒙蔽是清代政治中的一个常见话语。[86]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杨度集》(1)，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222页。

康有为，见前注[80]，第99-100页。杨度的规划，实际上是在考虑到清政府的专制权力不利于基础权力积累的情形下，尝试以国会监督的方式来限制政府的专制权力，并迫使政府转向基础权力的建设使命之中。[81]康有为，同上注，第82页。二十世纪之战争，专制国之必败于立宪国者，实为天演之公例。

[50]见前注[23]，第116页。他们所做出的不容忽视的智识努力，多停留在第一个历史进程的层面。

例如，该谱系忽视了奉行绝对主义政体的普鲁士在18世纪欧洲军事舞台上的赫赫战功，忽视了拥有贵族议会的18世纪波兰遭到专制的普、奥、俄瓜分这一历史惨剧。[83]相比于各省督抚借助一二幕僚制定税收政策、筹措资金的旧财政方式，由地方精英代表构成的省议会，对于本省民情必然更为洞悉。

[9]同年年底，商务印书馆经夏瑞芳提议创办《东方杂志》，编译所所长张元济附议。其他的政体选择，是否一定无法激发出国民或军人的作战士气，也有待进一步讨论。